说到吃，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热衷。许是在物资贫乏年代困顿得太久，前几十年，人们大多对吃兴致勃勃，见面就问“吃了吗”？那时，能在外面上趟馆子、蹭上公家一顿饭，也足以让人回味一两个月。上海至西安货运公司后来红烧肉也吃乏了，花样翻新的几大菜系，猴脑、活驴也吃腻了，吃喝就渐渐成为了一种负担。
前几天，用公款为自己吃喝玩乐埋单的原浙江舟山市岱山县一镇卫生院院长傅平洪，被法院认定为贪污，这或可称为将公款吃喝入罪的一个样本，它也着实让民众兴奋了一把。但其实也正如查处贪污受贿一般，哪怕你真能将公款吃喝入罪，结果也无外乎就是抓几个个案，利益根基是触动不了的。它还有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随时提高一下量刑起点，这也不过就是今年吃喝五千、明年吃喝一万定罪的事儿。因此，要扼住公款吃喝那张嘴，光靠几个表面文件是顶不了事的，以法慑众的效果恐怕也难以形成倒逼效应。追根溯源，只有从体制根基进行根本改革。如果没有从根本对权力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管，没有将“三公”的预算和使用完全置于民众审视目光之下，对“三公”的惩治顶多就只能止于拆东墙补西墙。不是说今天你将公款吃喝入罪了，就能扼住那张习惯吃喝的嘴，权力租金的使用方式是花样百出的。毕竟吃喝事小，身份事大，山珍海味虽说早就吃腻了，也不想吃了，但习惯了公费吃喝的权力胃囊，也难免把好吃的德性延伸到公款吃喝的饭桌之外。可千万别这边厢刚堵住了公款吃喝的嘴，那边厢又伸出了公权卡要的腿。
上海至西安运输对那些专司公款吃喝的人来说，钱是公家的，身体却是自己的，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搭上。也因此，一天连赴几个饭局就实在有点撑得慌，吃不消就只有叫苦不迭。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赵林中，便自言是公款吃喝风气的受害者与助长人——经常请吃和接受吃请。过度应酬和吃喝让他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无奈之下，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希望设立“挥霍浪费罪”遏制公款吃喝。
提议将公款吃喝入罪，操刀者还是身陷吃喝文化中的人大代表，由此可见，如今公款吃喝早已不复当年人人趋之若鹜的势头，连吃喝当事者都有了欲除之而后快的决心。有学者甚至为此预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暴饮暴食的年代已经过去，解决公款吃喝的时机已大体成熟。
眼下看，上海至西安专线公款吃喝似乎已然一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窘态。上海至西安物流公司吊诡的是，尽管为了遏制公款吃喝，人们从“四菜一汤”到“消费额度限制”的文件规范，从“总量控制”到对吃喝当事者的体重监控，遏制吃喝的手法可谓皓首穷经，可公款吃喝依旧源源不绝。正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国家三令五申、堆了一柜子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尚且无法根治顽疾，况一小小提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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